清末《时局图》
编者按
国家建构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与之相随的则是现代国家观念在读书人和民众中的普及。瞿骏博士以清末民初江浙地区为时空范围，广泛征引各类史料，探讨和分析现代国家观念普及的渠道、空间及效果，以及这种普及对读书人日常交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塑造，进而指出国家观念普及在地方层面上造成的某种紧张性，从而让我们对抽象的国家观念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肌理有了生动可感的认知。
国何以教
——清末民初江浙地方的现代国家观念普及
瞿骏
年春，18岁的钱穆离开七房桥老家，由远房亲戚钱冰贤介绍，赴七八里外秦家水渠的三兼小学任教。秦家水渠四面环水，仅驾一桥通向外面的世界——由太湖直达无锡城。那里夜间悬桥，交通断绝，可谓江南水乡中一个交通极其不便之地。[1]虽然身处乡僻，但钱氏却未感到在获取新知上有太多桎梏。因为同事兼好友秦仲立书斋中的内容实在丰富。他在那里读到了《东方杂志》等各种新书报，还试着生平第一回向《东方杂志》投稿，虽可能因为涉及“外交秘密”未被刊登，却得了二十五元奖金用来买书。要知道钱穆此时仅为一年轻的乡镇小学教师，所作文字竟也能涉及“外交秘密”，可见当时国家的“外交秘密”离江浙地方上的读书人并不远。难怪傅斯年曾峭刻地说“（钱穆）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2]
钱穆的个案或许能促使我们思考下列问题：清末民初在江浙各地都有各种明显或隐晦的普及现代国家观念的渠道。这些渠道是以哪些方式来促成中心城市向周边地方的现代国家观念传播的？它们又依托于什么样的空间来流动扩展这些观念？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要追问的是：在—年这一“转型时代”的历史大变局中，现代国家观念普及于江浙地方读书人的效果如何？在此过程中这些读书人形成了怎样的国家认同？读书人的国家认同又是如何与他们的地方意识互动影响的？这些都是目前学界研究较少但却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3]以下我将先对普及的“渠道”做一个大致讨论。
一，江浙地方现代
国家观念的普及渠道
清末民初江浙城乡传播现代国家观念既有新的方式如报刊，又有新旧杂揉的方式如告示和宣讲演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古老的讯息渠道如口耳相传、书信、邸报、戏曲、说书等就消失了[4]，这其中除了邸报慢慢消亡之外，另外几种仍然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身处温州瑞安的廪贡生张棡就是听朋友说起才知道五四运动的发生：
近日内北京大学大闹风潮，盖即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三人卖国贼私与日本缔卖中国要约，被中国留学生所泄露，章氏不得安于日本，急急归国，甫到京，大学诸生竟全体数千人齐赴曹汝霖家大闹。以章正在汝霖宅作秘密之议故也。曹氏知事不得了，纵火自焚其屋四十余间，学生愈聚愈多，章宗祥被击打重伤，曹亦击伤头面。正不知目下如何结局。[5]
在口耳相传之外，演剧亦是一个经久而不衰的观念传播渠道。年章太炎指出:“中国普通国民之历史知识概得之演剧者也”。[6]到年戏剧史家徐慕云（—）则认为：
愚夫愚妇，目不识丁者，尚知文有孔、孟，武有关、岳，忠有包、杨，奸有操、莽；而山东之历城，山西之洪洞，湖南之长沙，河北之大名，以及冀州城、嘉兴府、泗州城、定远县等。凡表彰古圣先贤之丰功伟业，与宣扬某处某地之奇事盛迹者，若辈十九皆得自戏剧之宣示，及鼓书之传闻也。[7]
相较上面几种古老的讯息渠道，报刊、告示和宣讲演说这三种方式则相对“现代”，我们先来看报刊。清末民初的报刊对新观念塑造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集中到地方上的现代国家观念传播来说。报刊最早出现在上海等大城市中，江浙地区各城镇、乡村里想看沪上报刊，原初的动力基本不是获取新知，而是针对着当时读书人的最重之事——科举考试来作准备。无锡小镇上的钱基博回忆父亲为了要他应对科考，就订了一份《申报》。每晚督促他用朱笔点《申报》上论说一篇，作为余课。[8]
年后情况发生了大的改变，各地方对城市大报上传递的新知的渴求越来越成为读书人阅报的动力所在，正如周作人所言：“从前以为是中外流氓所办的报纸，到了那时（按清末）成为时务的入门书，凡是有志前进的都不可不看。我在故乡曾见有人辗转借去一两个月前的《申报》，志诚的阅读，虽然看不出什么道理，却总不敢菲薄，只怪自己不了解，有如我们看禅宗语录一般”，即使是那些对时务不敢兴趣，硬着头皮不看报的人，也会相信“凡是有什么事情，只要是已见于《申报》，那么这也就一定是不会假的了”。[9]
因此“沪上各报”就成了江浙地方读书人知晓“国家大事”的最重要渠道。前述张棡虽然是以听人言的方式知道五四运动的发生，但要了解之后五四运动一波又一波在全国拓展的消息他还是要依靠上海的报纸：
沪上各报来言：“杭省各校学生为罢课演说，遭警兵干涉殴打，受重伤者约八十余人，驱逐及被挤落水者，亦有数十人。于是各学界益大动公愤，誓与政府反对，必争回国权，屏绝倭奴，不达到目的不休。”噫！国势日弱，士气日嚣，我不知大地翻覆之风潮，将来果何由平靖也。[10]
除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中的报纸外，次一级城市和周边市镇里的报纸也在清末民初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中起到了重要的中转作用。像浙江巨镇南浔，年起就出现了一种地方性报纸——《南浔通俗报》。此报由徐一冰（—）、王文濡（—）、沈伯经等趋新读书人主办，其特点是自身编辑能力有限，稿源亦限于同人圈子，因此一般会以转载城市报纸尤其是上海、东京大报上的文章作维持。《南浔通俗报》发表过一篇名为《世界将来大势论》的文章，谈的是在西洋列强环伺的局面下，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和中国该如何因应的问题。这篇文章由前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所作，先由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更名节译[11]，然后从东京流通至上海，由上海《时报》转载，《南浔通俗报》则从散布至江浙市镇的上海《时报》里节录文字，从中颇可见一个从大都市到小地方的现代国家观念的理论旅行过程。
到20世纪的10、20年代江浙地区各市镇办的地方性报纸更多。仅江苏吴江一地就有《吴江》报（—年，前后达五年之久）、《盛泽》报等数十种地方性报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当地大小市镇中一批以“新”冠名的报纸的出现，像《新黎里》、《新盛泽》、《新严墓》、《新平望》、《新盛泽》、《新同里》、《新分湖》、《新南麻》等等。这些报纸背后的主要推手柳亚子曾自夸这些报纸的出版引发了当地的“风起云涌”，令“麻木不仁之社会为之一振”。[12]
第二种值得讨论的普及渠道是告示。告示亦可作榜文、佈告、告喻、文告、公告，在明清时代其大致可视为兼有法律和教化双重功能的官方文书。乃是使朝廷与地方相联结的重要方式。因为除了打官司和收赋税之外，当时百姓与政府直面的机会实在有限。告示一般张贴在所谓通衢之处即交通要冲之地，因此史料中多说“揭示通衢”、“粘示通衢”、“张挂通衢”。[13]明清时代读告示和告示内容的一个粗略概貌我们从清代小说《快心编》中能略窥一二：
走到城门边，只见许多人围在那里看告示。自足也捱上前去，看是什么告示，也好绰些新文，好往乡里去嚼蛆。先看年月，是昨日张挂的，乃从头看道：
浙江衢州府开化县正堂某，为缉拿大盗事，蒙本府信牌开，准杭州府移关，准南直扬州府关文开，奉淮扬兵备道宪牌前事内开：某月某日，据某处客商某人报称，于胡家洲地方，获住伙盗慎明等。本道即行提审，据供，有凌驾山为首，已经脱逃浙省，合行广捕捱缉缘由，移关到府，准此合行严饬各属。为此仰该县官吏查照来文，抄贴事理，严督专捕，在于境内四路踩缉，务获真盗，移解等因。蒙此，除行捕衙严督捕役，在于境内四路踩缉外，合再出示。为此，示仰合属人等知悉：倘有外路面生可疑之人，务须报名解县，以凭询问来历，不得私自放行，致干提究，须至示者。[14]
很明显这张告示的阅读者在知道大盗或将过境的同时，也应该能感受到国家的威严和政府的功能。而另有些告示则是让阅读者把自己与相对遥远的国家大事联系起来的中介。像道光二十一年（）年八月十七日，浙江瑞安的读书人赵钧（—）在“邑南门外”看到了两江总督裕谦七月初十日“恭录”的上谕告示一张，“内叙奕山在粤奏报：六月初四日，飓风大作，夷匪之舡飘沉殆尽，夷人汉奸尸浮遍海”。
不难判断江浙地方读书人能读到这样的告示自然让倍受“岛夷骚动海疆”之苦的他们有些兴奋，这体现了告示联结国家与民众之效用。不过有趣的是，赵钧在读告示时就想到七月初九日厦门已失守，他曾在另一条讯息渠道——邸报内看到过裕谦的另一份奏折，说：“八月望后，大小夷舡四十余只在宁波洋面游弋”！这告示和邸报间的反差顿令赵氏感到奕山是借飓风来推卸战败之责，真是“欺罔何如”。[15]
至庚子年义和团事起，江浙的地方士绅亦希望通过告示这一便捷手段让乡民周知此“国之巨变”的大事，温州平阳的读书人刘绍宽（—）就写信给城中的朋友说：“外间拳匪方张，京津路阻，敝乡阿才、阿戾之类放散飘布，现已明目张胆，人心皇皇，震于八月起事之说……乡愚只知为仇教而起，故从之益伙。地方官亦未免讳匿，故未能大张示谕。阁下在城之便，可否面商当道，将拳匪起事蓄意原由历叙晓谕？所谓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也。虽属文告之末，当亦先事解散之一法也”。[16]
义和团事变后，清廷大行新政，告示更成为欲迈向“现代国家”的清廷展示其形象，传播其消息的重要载体。因为告示一般来说有三个特点，一为内容的权威性。其为官府发布，易于取信，所谓“安民告示”正是此意。年清廷预备立宪后，调查户口风潮、毁学风潮、乡民与自治公所冲突风潮等频发，地方官最熟悉和最善于利用的仍是通过安民告示来晓谕士民，慰抚人心。[17]二则为其遍贴城楼与通衢之处带来的知晓的广泛性。三则为告示的浅白通俗性，年8月浙江省禁吸和种植鸦片，浙江大员就曾严饬地方官绅在规定期限内严厉劝禁。浙江巡抚增韫特别撰写了白话告示令劝业道立即刊行，通颁全省。[18]11月23日浙江地方自治筹办处又发出“劝谕土客毋生意见”的白话告示以使民众知晓自治章程“不分土客之意”。[19]
此时相较以往的告示，最大变化或在于：在各种新政告示的刊布、阅读和流言放大的潜移默化中，不少地方读书人乃至普通平民都对以新政为代表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理念与措施开始有了些许认知。正是有了这种新的积累和旧的延续，辛亥革命爆发时告示对于普通乡民而言是一条知道民清鼎革的最重要渠道。温州平阳光复时当地城绅就曾被质询“处置不当处”多条，其中三条涉及告示，如：为何不布告城镇乡？为何搁置赦粮文告？为何不出示安民等等？[20]
第三种渠道为宣讲演说。宣讲《圣谕广训》为清代一朝最重要的国家教化地方的方式。王尔敏的研究表明“清代二百余年统治，事实上宣讲圣谕已普遍推展至乡镇村里”。[21]这个判断除实际效果大小尚有讨论余地外，就官方意愿和其观念流动所达到的范围来看大致不差。胡成的研究亦发现即使是没有功名的“青衿”儒生也着力于宣讲圣谕与乡约。[22]当时间推移至清末民初，我们会发现宣讲这种方式开始以旧瓶子装上了新酒。
从“旧瓶子”来说，年浙江地方官制订宣讲章程。从此章程看，当时的宣讲基本上是重复了近二百年来的一个流程：邀请“品学兼优”之绅士在城内宣讲。四乡宣讲则分为大讲、小讲，“大讲”由县学派协讲生二人下乡，会同乡中讲生，“优以接见之礼貌，询其村中之贤不肖”。“小讲”则请当地塾师充任讲员。
宣讲之所，城内一般设在明伦堂。四乡则选“公地”一处。城内宣讲时间安排在每月朔望。四乡“大讲”在春冬两期。每次宣讲先由官员发布简告，定日期。离城十里以外者，先一日到达。十里以内者，当日到达。宣讲语气要求明白晓畅，和蔼近人，使父老咸知，妇稚皆解。宣讲书籍挑选《圣谕广训直解》和《御制劝善要言》二书。
宣讲时，场地中央设立圣谕位牌一座。用十六个黄色套，各写一圣谕条目，听官命讲何条，随时套供。放置圣谕位的桌子要用黄连帷，供香烛。旁设宣讲桌子用红桌帷，讲官、讲生立于内。讲官、讲生、绅士、听讲者皆须“备衣冠”。讲时先行三跪九叩礼，然后绅士席地坐，其余分男左女右，环立于外听讲。
宣讲经费在城由绅董给地保备“香烛茶仪洋”，讲生“薪舆之费”按期、按节由官家酌助。在乡“大讲”须由各乡出公款给讲员，不足部分由殷实之家酌量资助，小讲则由乡中塾东按节令合送“铎仪”。[23]
不过在这一看似与几百年讲圣谕重复的过程中在清末又有了一些“新酒”。如章程强调宣讲者“务宜洞悉时局”，演讲内容除《圣谕广训直解》等旧日常用书外，还要“恭讲近日两宫谕旨数道”。
当然这个变化还不算大。宣讲的大变化要到年后清廷新政在地方全面铺开之后发生。具体表现在：
第一为宣讲形式的变化。所谓每日宣讲时刻，率以午后一钟至四钟为宜。若城镇街市，则夜间加讲时数，尤便艺徒、佣保，免荒职业。宣讲地址在城镇宜择寺观祠宇或公园等适中之地。夜间则通衢闹市，人烟稠密之地为宜，惟距城镇较远之村落，或处畸零祠庙，又嫌荒僻，则宜于附近庄堡之场所择地为之。[24]
第二个是宣讲人员和宣讲内容的变化，根据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第七条：各属地方需一律设定宣讲所，延聘专员随时宣讲。其村镇地方亦应按照集市日期派员宣讲。章程细则统归当地劝学所总董、经理制订、解释。宣讲员以师范毕业生及师范生为主体，有同等之学力，品行端方者亦可，再或一时难得其人，各地方小学教员亦可分任宣讲之责。
宣讲所除宣讲圣谕广训及忠君、尊孔、尚忠、尚武、尚实五条谕旨外，凡部颁宣讲各书，及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闻都在应行宣讲之列。年浙江省就由官印刷局将《圣谕广训直解》一书翻印，又配上前饬各地拟稿的《改良风俗浅说》，经审定亦经汇刊成帙，通颁各属。[25]
第三个是宣讲理念的变化，在宣讲理念变化中提及最多的是趋新读书人希望能将旧的“宣讲”改良进化到新的“演说”，有一篇《论某省改宣讲为演说之宜仿行》里就说：“吾国从来，虽无演说之实，已非无演说之名。定律地方官每逢朔望，尝有宣读圣谕，讲述律例者。至今虽早视为具文，而各地善堂之讲演善书，至今犹尊奉若旧，其意无非补教育之不及，举乡愚村民而尽引导之使善”。不过目前需要大力学习泰西列强，所以要改用演说的方式来注入国家观念，“用之以至浅至近之语，解之以共晓共喻之理，寓之以易感易触之情，发之以至新至要之事，或出之以反复譬喻，或出之以慷慨发扬，或出之以激楚悲壮，或出之以微讽激动，非特知者闻而感动，即下而至于肆贾市人、挑夫走卒、农民村老、妇女孩童之流，莫不可以使闻其言，忽而喜，忽而怒，忽而歌，忽而泣，忽而呼躍，忽而堕泪者，欲以激发国民志气，此最为激发志气之神术，欲以感动国民天良，此最为感动天良之奇功。彼白人种之盛强若今日者，其初亦常赖志士仁人发大慈悲，鼓热动力，奔走叫号，以惊醒国民迷梦，人人具政治上之智识能力”。[26]
年清廷覆亡，民国建立，此类宣讲却并未绝迹，反而有越发兴盛之势，这或于清末民初地方主义的强势崛起有一定关联，亦与大批地方上的清末新党占据了县一级政府的要职相联系。因为革命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断裂，很多事情革命之前已经在做，而革命之后则继续在做。这一势头我们从民初《浙江各县宣讲稿选粹》的有关文章的出处、题目和内容中即可见一斑。[27]
《选粹》一书从其中一篇《说暂停自治》来分析大概编于年左右，从出处来说此书一共收录了70篇征集自浙江各地的宣讲稿，其中来自省城的7篇、余杭县1篇、兰溪县3篇、绍兴县4篇、萧山县3篇、奉化县4篇、慈溪县1篇、德清县2篇、义乌县1篇、昌化县5篇、龙游县4篇、永康县1篇、吴兴县3篇、温岭县1篇、崇德县2篇、德清县2篇、南田县2篇、瑞安县1篇、临海县1篇、於潜县2篇、缙云县1篇、安吉县1篇、浦江县3篇、富阳县1篇、云和县2篇、嵊县1篇、海盐县1篇、天台县2篇、海宁县1篇、龙泉县2篇、鄞县1篇、桐乡县2篇、金华县1篇、镇海县1篇。
据此书例言说：“除选入（县份）外，尚有新城、定海、余姚、衢县、常山、建德、淳安、松阳、遂昌九县”送来宣讲稿，因“原稿每多繁复，其同一题之各县讲稿更多彼此相类”，因此未能编入第一辑。另外嘉禾、嘉善、长兴、武康、诸暨、黄岩、仙居、武义、汤溪、江山、开化、桐庐、寿昌、分水、永嘉、乐清、平阳、玉环、丽水、庆元、宣平各县宣讲所已报开办，但宣讲稿尚未送达。临安、平湖、孝义、新昌、东阳各县也已定有开办宣讲所之办法。[28]
在这一辑中和国家观念有关的题目有：《说国民常识》、《说世界大势》、《说共和大意》、《说警察原因》、《释自由》、《说人民义务》、《说注重卫生》、《说公德》、《说中国地理》、《释平等》、《劝女学》、《劝放足》、《劝宝爱国货》、《劝爱国》、《劝破除迷信》、《劝入学》、《《劝调和民教》、《戒吸鸦片》等等。
在这些题目下各县宣讲所都努力用“极其浅俗”之词语，并引古事入宣讲的方式来引发听讲人之兴味。[29]如瑞安县宣讲所的《说共和大意》就谈到：
我们中国政体从前叫做专制。做皇帝的，做官的很占便宜，做百姓的总要吃亏。近来改做共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百姓享受的利益不是那专制时代比得上来，我说来给大众听听。
那专制的国度，譬如个人开设店铺，一切店务靠着一个店东主张。赚钱是店东消受，亏本也是店东担当。一般帮伙只服从店东命令，赚得若干薪水便了。现在共和国，事事以百姓为重，譬如多数股东合开的店铺，一切店务务必定要会集各股东商量，不得独行独断。不过百姓里出一个人做大总统，如各股东里推出一人做当手。其余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又如某东司账、某东办货、某东经理银钱。合铺里没有一人不是股东，并那帮伙名目除去干干净净。国度兴盛犹生意兴隆，各股东分些利益。国度不能振作犹生意亏本，各股东也要摊派。如此说来，我们要同心协力，共保安全，使令这个国度到得有了兴盛日子，我们自然各有利益呢。说起利益，还须晓得自由、平等这两个道理。[30]
又如德清县宣讲所的《说自立》中则提出：
大凡一个国度必是人民造成的。一个国度的人民就叫做国民，亦叫做百姓。那国度初起的时候不过少数几个人，到后来生齿日繁，积成了家属。从家属积成了社会，从社会积成国度。所以国度与人民，人民与国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总而言之，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体，不过先有人民，晚有国度，所以孟夫子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这句话仿佛证明人民为国家的主体的。那孟夫子在专制时代尚且说这一句话。如今政体变更，由专制而成共和了。百姓在共和时代与在专制时代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在专制时代，事事推给上头做去。仿佛搭百姓无涉的。共和时代凡百事件，必要百姓同心协力，大家去做。国家的幸福就是百姓的幸福。国家的耻辱就是百姓的耻辱。须知共和时代的百姓就是共和国的主人翁。但是做主人翁必须有主人翁的资格。资格上的最要条件就是自立。[31]
二，江浙地方国家
观念普及的空间
在各种普及国家观念的渠道之外，普及国家观念的空间亦非常重要。概要而言清末民初江浙地方上普及国家观念的空间有四大系统：即学堂系统、县城与市镇的“公地”系统、书店铺系统和交通通讯系统。先来看学堂系统。
清末江浙地区各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域社会在新政的主导下已出现了相当多的学堂。进入民国后尽管上层政治纷乱，但地方上的新学堂至少在数量上一直在不断增加。像江苏昆山年城镇乡学堂总计45所。到了年当地城镇乡学堂增加至所，其中增幅最大的不是县城中的学校，而是市镇和乡村中的学校。在这些学堂里或许师资并不令人满意，设施也不那么完备，但学堂膨胀的规模仍使其成为了地方上普及国家观念的重要空间。
第二个是县城与市镇的“公地”如善堂、祠堂、茶馆、各类局所、宗教场所和村镇广场等。集中了抵制美货运动史料的《山钟集》中为我们提供了年江浙地方抵制美货历次集会的地点，除了学堂空间外，、属于县城与市镇“公地”之处实在不少，[32]大致有：
这种对于“国耻”的行动和记忆在年后的江浙县城、市镇与村镇里不断进行着复制与传承。叶圣陶在小说《倪焕之》中记录了一个江南小镇在广场的公地上响应五四运动，进行反日演说的情形。这段文字虽是小说，但却有叶圣陶真切的亲身体验在其中。他在回忆中说：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在苏州甪直镇任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教员。甪直是水乡，在苏州东南，距离三十六里，只有水路可通，遇到逆风，船要划一天。上海的报纸要第二天晚上才能看到。教师们从报纸上看到了北京和各地集会游行和罢课罢市的情形，当然很激奋，大家说应该唤起民众，于是在学校门前开了一个会。这样的事在甪直还是第一次，镇上的人来的不少。后来下了一场雨，大家就散了。[33]
张棡在年5月9日的国耻纪念日时记下了在当时县城里所演出的“救国新戏”的情形。据张氏记述当天戏院内上下楼观众爆满，演出名叫《救国救民》新戏，对于观众，概不收“看资”。此戏的具体内容正与“二十一条”交涉密切联系：
日本以廿一件条款迫我政府签约，时某上将及外交总长正得贿二千万欲签约，适为上将次子见而撕裂之，上将大怒逐子，其次媳知阿翁卖国，夫又逃亡，因哭诉其夫之兄，自刎以殉。上将长子覩此情形，忿父卖国，并知其岳父外交总长相与狼狈为奸，乃将其未婚妻离婚。不料其妻颇知大义，愿从本夫，誓不另嫁。而上将之妻因媳死子逃，亦咎其夫卖国遗臭，气愤以死。
时日本军官因签约不遂，下令开战，而上将犹坚闭炮台，不敢放炮。长子从旁泣谏不听，无奈出手枪杀父，遂挥令台兵放炮，顿将日兵打退。然长子亦身受弹伤，赴医院疗治。时有旅长某，亦謟媚外人，曾娶东洋妓为妾，家庭父子娶麀。此次闻上将之子受伤，冀其速死，因自荐其妻东洋妓为看护妇，思在院刺死长子。刺时适为长子所觉，立起持剑拟之，妓惊惶无措，诘其何以行刺，则言身为日本女惟知爱日本，今尔战败我国，故欲刺杀尔以报国。长子言：我为爱国男儿，誓不手刃尔爱国妇人。正喧辩时，而其弟又至，见东洋女形色仓皇，亦出手枪拟之。其兄责之曰：“尔在军中不能精察奸细，误引她至此，倘非我早为防，此身已被刺死矣。尔尚有何面目见我？”即命军士绑出辕门笞背二十放还，并告之曰：“尔如爱国，好去自为之。”遂命军逐出，并将东洋妓带去。
其弟于是赴日营诡降，日军官见而疑之，忽见东洋妓来诉，行刺不成，其弟为兄责来降，系属实情，军官乃留用之。俄而外交总长来见，日军官大怒其反背无信，出手枪欲毙之。弟又计军官：“请以手枪借我，我代毙之，为中国同胞报仇。”军官又不疑而借之。迨枪入弟手，既毙总长，忽转枪击杀军官及日本兵数人，旋自行击毙。其兄闻弟已殉国，乃与妻对其父遗像悲泣，自言为国灭伦，决难偷生人世，情愿夫妇对击而死。不料两人出枪对放时，忽弹伤两人仆地，而己夫妇反无恙。近而视之，盖即旅长夫妇也。始知旅长与东洋妓恨前计不行，此次来营，又图暗杀。不料天网恢恢，卖国贼竟又殒于爱国英雄手中。于是两夫妇互相庆幸，抱头接吻。[34]
到年在吴江盛泽镇和大城市一样亦会定期举行国耻纪念游行，5月9日国耻日上午九时，镇保卫团、警察、救国团、《盛泽》报社、第三高等小学、第一女校、商业学校、第一、第五、第六、第九国校、晏成等两小学齐集东岳庙，举行纪念会。台上悬挂着国旗和国耻旗。先振铃开会，全体向国旗致敬礼，唱国歌与国耻歌，后演说，演说毕，全场三呼中华民国万岁，遂整队游行。人数约五百人。前行有“国耻”白布旗一面。各校学生手持小旗，上书“力雪国耻”、“经济绝交”、“坚持到底”、“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人心不死”、“匹夫有责”、“为国干城”等字样。沿途唱国耻纪念歌，并分发传单数十种，至十一时方散。[35]
除了在小城、市镇和村镇的“公地”上展开爱国集体行动外。“公地”亦是地方上关于“国家”之知识的重要流通场所。
江苏武进县年3月起，由县教育会设立阅报所，在四座城门处将每日报纸用木框悬挂，供人阅览。[36]江苏川沙县年1月始，县署门外，每日挂《时报》一份，也是“嵌木框内，以便阅者”。继因喜阅者众，另于牌楼桥、东门月城、邑庙、警所四处，悬挂报纸。年3月县政府更创办了地方性报纸——《川沙报》，也分贴在县署头门、牌楼桥、三王庙、合庆、龚路镇、曹路镇、顾路镇及高行八处，以期成为“开通风气之利器”。[37]在地方政府之外，地方读书人也经常利用“公地”来传播“国事”。浙江海宁的读书人范尧深就“非常留心着新闻纸”，每遇报纸上有什么重大事件，他便买了几张白纸，把这些事简要地抄出来，张贴上镇上的小茶店内壁，于是喝茶的人都哄过去看。那些茶客“虽然只由于好奇心，但无形中也渐渐知道注意着国事了”。[38]
第三个是书店系统。在苏州清末城里就已有三四家新式书店，这些书店与周边市镇、乡村的联系非常紧密。据包天笑回忆他和朋友合办的东来书庄买卖新书生意相当不错，尤其对于各乡各镇的顾客，很有信誉，如常熟、吴江、昆山各县都知道苏州有个东来书庄，于是便前来买书、订杂志，这样就不必跑到上海去，非常方便。苏州新书业的崛起正得力于它是江南各处水乡的一个中心点，每日都有各地来的航船。他们会给书庄送上一张单子，开列着新书和杂志的名目来配书，书庄有的就立刻配给，书庄没有的便给去搜罗。而上海新书的出版机构，东来书庄也略有联络，因此生意愈推愈广，远至常州、无锡、嘉兴等处，也都有写信到苏州东来书庄来问讯配书的。[39]
鲁迅、周作人兄弟所在的绍兴府城清末则有书铺七家，为特别、万卷书楼、墨润堂、会文堂、聚奎堂、奎照楼、永思堂，分别坐落于轩亭口、仓桥街、水澄桥、大善寺前。其中规模平常者五家，极狭者两家；专售新书者两家，新旧参半者两家，新旧四六者一家，新旧三七者两家，据浙江留日学生主办的《浙江潮》杂志调查，这些书店的存在大大方便了绍兴城内和其周边地区的新书爱好者。[40]像水澄桥畔的墨润堂书坊就是著名维新报纸—《知新报》的派报处。鲁迅在那里购买过《知新报》，看到了“列强瓜分中国图”。为此他特别在信中表示忧虑说：“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杭州已增派“三千苗兵”助守。[41]
第四个是通讯交通系统。江浙尤其是江南地区以水路多而著称，有西洋访客曾描述：“在长江平原的土地上，布满了河流与运河。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其它地区会有那么多可通航的水路。长江、淮河及其支流形成了一条贯穿这个区域的通道，颇为壮观”。[42]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亦指出：“江南的水网地貌和平坦低洼的地形，为工业化前的社会提供了最便捷廉价的交通运输条件，并且早已形成公共交通系统。达官贵人、地主富商可以通过私家传播进行‘门对门’的来往，就是没落的士大夫和穷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航船’来往于城乡之间”。[43]
因此江浙城乡促成现代国家观念流动的交通通讯系统正是依托于水路的地理基础而展开。火车、汽船与新型邮政则是在水路基础上逐渐扩充的关键性因素。[44]
在南汇，各镇同治年间已通信局，这些通信局多有局船为各镇报物价，送银钱，递书函，皆信实可恃，故营业大盛。光绪年间，上海邮政局又委托大镇上的商店代办邮政，后设邮务信柜，稍僻之乡镇，则专差递送信件，逐渐扩充，遍于全境。[45]
在川沙，光绪中叶，城区设立日生民信局，有局船一艘。每日上午八时，船自周浦开至川沙，兼载搭客与货物。借同森泰纸店为收信处，下午一时到。船伙上岸，收发信件，绕城一周，约停留一时许，开回周浦。船在周浦泊将军桥西，在川沙泊三官堂桥东，兼收远处信件，由周浦转上海信局，递于他埠。自日生信局船开行后，未几，有龚家路局船仿行。龚镇泊市河，川沙泊三官桥东，与周浦来船同处。每日上午九时，自北开南，与周浦船接洽。下午二时，则由川开回龚镇。长人、高昌两乡南北各镇，来往称便利焉。[46]
到小火轮和火车开通，以后江浙各地的讯息和观念流动的速度更快。在浙江北部20世纪初嘉兴、湖州二府就大约有8家轮船公司开办，通航各市镇。其中乌青镇轮船航线可达上海、杭州、嘉兴、湖州、盛泽、震泽等26处。宣统年间，沪杭铁路通车、临平镇（属杭州府仁和县）、硖石镇、长安镇（两镇属杭州府海宁州）、王店镇（属嘉兴府嘉兴县）等均设有车站。另一条铁路——沪宁铁路也对城乡间的讯息和观念流动起到重要作用，包天笑即说：“在沪宁路上，以三等车最为热闹，数亦最多，因沿路一带多乡村小市镇，出入往来频繁。近上海的几个小车无论了，即过苏州到无锡，由无锡到常州，也还是乡镇密集之地”。[47]
在通讯联结上，年南浔电报局即已开业。此后乍浦镇、澉浦镇、乌青镇等也均开办电报局。年后，各镇还都先后设立了邮政分局或代办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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