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７日，一声枪响，原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兼海丰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王仲，被执行死刑。
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县委书记，王仲案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由于王仲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当时全国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极具典型性、代表性。因此，中央准备拍摄一部名为“警钟”的警示教育片。为此，１９８３年８月，刚刚调到中央纪委教育室不久的我，陪同当时的室主任张黎群同志来到海丰作调研。海丰的情况令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尽管当时王仲已被处以极刑，但遗留给当地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海丰县地处三地交界处，历来就是个“三不管”的穷地方，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个“牛地”。当时，尽管上级部门从汕头派来了新的县委领导班子，但是，都不安心工作，“帅不升帐、将不出工”，整个县委大院根本找不到人。当地走私问题依旧严重，“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走私，满街都能见到走私的手表、收录机等物品。
回到北京后，我们立刻向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李昌作了汇报，并以教育室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我记得报告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海丰问题非常严重！”王仲这个案子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很陌生了，但在当时却是引起全国轰动的大案。
王仲１９４９年参军，同年入党，１９７６年２月起先后任海丰县委副书记、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同时兼任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王仲的腐败缘于一台电视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港澳谋生的海丰县人多达３０万。改革开放以后，从港澳回来探亲的和申请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为了能够早日去香港探亲，１９７９年秋，当地一名广播员给王仲家送了一台１７英寸黑白电视机，很快就如愿以偿，这也是王仲的“第一次”。
尝到甜头的王仲，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物品，甚至将缉私的物资运回自己家中，然后再转手倒卖。１９７９年下半年至１９８１年８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６．９万余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１００年的工资收入。王仲带头侵吞缉私物资，在海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猖獗一时的走私活动得不到有效制止，干部受腐蚀，一些缉私人员甚至执法犯法。海丰县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走私货物交易市场，被称为“远东国际市场”。
对于王仲和海丰县的情况，许多群众写信检举揭发，引起中央重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１００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７日，汕头举行１．７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后，王仲因贪污罪和受贿罪被执行枪决。王仲及相关涉案人员得到了严惩，但能不能帮助海丰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考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我们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纪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将海丰作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实验区之一，派出联合工作组进行整改。
当时海丰一个８０多万人的大县，财政收入只有２０００多万，在当地几个县中处于最末流。全县除了汽修厂和糖厂两个企业外，其他基本都“死火”（倒闭）了，没有生活来源的老百姓，只能铤而走险去走私。而走私不但影响国家税收，更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发展经济，必须从严厉打击走私活动开始！我们把抓走私上升到事关党和政府形象的政治高度来看待，要求各部门各负其责、严厉打击。与此同时，为帮助当地企业寻找恢复生产的发展方向，我们在全县各委办局召开了３０多个现场工作会，听取各方意见建议，群策群力。县委、县政府领导每人还负责对口联系几家企业，跟企业负责人一起制定生产计划，帮助他们引技术、找销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１９８６年底我挂职结束离开时，已有十几家企业恢复了生产，县财政收入达到了６０００多万元。之后几年，海丰县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发展特色的产业布局，再后来，当地区划调整，单独设立了汕尾市，下辖４个县市区，海丰县在其中财政收入排行第一，从垫底的“末流县”一跃成为“领头羊”。
海丰的实践深刻说明，一个地方的风气怎么样，关键在干部、在领导，在那里的党风。党风正、民风正、人心齐，经济建设的发展才有保证和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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