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义戏曲评话
第九回
介休县新风剧团落草加盟
孝义县艺新新风合并组团
诗曰：
人说孝义戏曲乡，
爱戏爱才爱风光。
当年接纳陕西家，
而今又收介休团。
列位看官，你道孝义人奇也不奇，怪也不怪，爱看戏，好红火，似乎自古以来已成习染；爱办团、办好团，已然成了孝义人的刻意追求。按说，艺新晋剧团已经成立，木偶剧团也已恢复，当时孝义大约二十万人左右的小县，有这两个剧团也就足够了。谁能想到，当介休县新风业余晋剧团来到孝义演出，有意落草孝义时，孝义县竟将新风剧团收留下来。正像当年接纳陕西碗碗腔皮影艺人们一样，人家有留下之心，孝义家有接收之意，这样你有心来我有意，恰如找对象结婚似的，互恋互爱，互沾互粘，一拍即合。这一来，也便促成了孝义剧团后来的发展壮大。
说起介休县新风剧团来，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大致有两拨人马。
一拨是以周玉明（艺名晋南红）为首的一伙老艺人。周玉明是临汾地区古县北坪镇人，年生。十几岁就到戏班里“打娃娃”，学唱蒲剧。后来慕名而到太原市西北大剧院，（即后来的和平剧院），投奔了丁果仙剧团，给剧团排了一本《大劈棺》，站稳了脚根。后来，渐渐的学唱晋剧，跟丁果仙从《走山》学起，终而成为艺名“晋南红”的好须生，成了剧团能导会演的紧用人。周玉明与丁果仙关系很好，说甚是甚，有求必应。解放后，周玉明想自己挑头办个剧团。丁果仙便白给了一副戏箱。他就带着养子周双保（孝义剧团元老、长期任业务副团长），在介休县成立了个业余剧团。一开始剧团缺青衣、小旦行当，丁果仙特派冀萍（青衣）、二牛子（小旦）在团里演了一个多月戏。这拨人中老艺人多，诸如潘启寿（艺名娃娃生）、二奴奴、李福有（艺名鸡毛丑）等。这伙老艺人都是“戏油子”，艺术造诣深厚，还有临场编戏的“捷才”。有一次，观众要求剧团演出《火烧绵山》，可剧团并未排过这出戏。周玉明急中生智，在后台贴了张角色分配名单，几个人在一块凑了凑戏，他便扮演介子推，背着老母出场了。其他角色都跟着他，现编现演，竟将一折戏演得全全可可，顺情合理。下场时，他背着老母，艰难跋涉，走着走着，快下场了，观众还不叫“好儿”，他竟然又返回来继续走，直到观众叫了“好儿”，才下了场。
另一拨是以宋可基为首的沙堡村业余剧团的人马。宋可基原是介休沙堡村的行政村村长，经常组织村里唱戏。曾参加过绵山游击队，共产党员。成立业余剧团后，宋可基既是演员，又当团长。
这两拨人马组成了介休县新风剧团。当时的政策，不允许私人办剧团。新风剧团既无处接收，又备不了案，很难批准成功国办正式剧团，存在着散伙的危险。新风剧团来到孝义演出时，也许是文教局长高明看到新风剧团名角、好把式多，装备也不错，从而动了爱惜之心，欲以新风剧团加强刚成立不久的艺新剧团；也许是新风剧团急于“找婆家”备案，看中了孝义这块适宜生存的热土，一再要求留下。反正两家一商议，孝义县同意两团合并。合并后剧团命名时，两家发生了争执。新风剧团说，我们团的名字好，新风，新风，表现了解放以后的新风气；艺新剧团说，我们团的名字更好，艺新，艺新，新社会艺术出新。到底用谁家的名字好呢？还是时任县长董宗元“高明”，出面调停：一家取头一个字，就命名为“新艺剧团”吧！看似和了稀泥，其实是把原孝义艺新剧团的名字颠倒了一下！
于是，孝义戏曲史上的第二个晋剧团——孝义县新艺剧团诞生了！
这正是：
新风艺新两合并，
县长折中巧命名。
人强马壮显技艺，
新艺剧团获新生。
其实，虽然说是两个剧团合并了，但并不一定能弹到一股弦上。新风剧团老演员多，只能演古装戏。艺新剧团新演员多，演旧戏不太合纹，演新戏拿手。一开始，还是各演各的，收入各自分配。
年冬天，针对两团貌合神离、各自为政的状况，县文教局让两团在城隍庙里住了一冬天，进行了全面整顿。采取“团结老艺人，改造老艺人”的方针，学文化，学政策，整顿思想作风。同时，两团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合排了一些新剧目。
第二年春节刚过，孝义县新艺晋剧团便在太谷县正月初八的商家开张日，一展新姿。老把式晋南红、尧仲旦、娃娃生、二奴奴、鸡毛丑等；年轻新秀侯玉兰、黄爱梅、杨录光等，各展演技，各显其能。一个个满口嗓子，嘹亮圆润，表演精细，赢得满场喝彩。别看老艺人们在台下懒懒散散，疲疲沓沓的，一上台，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立马来了精气神儿，出场不要几个“好儿”，决不罢休。一板乱弹唱到最后，鼓板、呼胡烘托催促得嘹子拔起，把式们两眼瞪圆，嗓子使足，神色俱厉，慷慨激昂，仿佛能把戏台震得晃动起来，随即全场一片轰叫“好儿——”！那真叫唱戏的足劲儿，看戏的鼓劲儿，都觉得来劲儿，过足了戏瘾，別提有多美气啦！
从太谷县演完之后，新艺剧团就直接拉到临汾、运城，一直演到冬十月天寒地冻不能再演了，才回到孝义。谁能想象得到，一个县级晋剧团，能在流行蒲剧的晋南地区，一台接一台地连演十个月，可见剧团演出水平之高，组织管理之力。其中，团长李隆业，导演许石青、外交（剧团专管写台口、打前站的人员）褚殿臣等，功不可没。
据现已年届八旬的打马锣老艺人赵守仁回忆，在晋南演出的十个月中，带团的李隆业团长，为协调老艺人之间的关系，为解决五花八门的矛盾和难题，真是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机，用尽了法法，有时竟独自个儿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鼻子。要不是原艺新剧团的年轻人给出主意、支膀子，还真能把李团长放到二斤半上。
老艺人也有老艺人拿板弄势、拿趟儿要价的毛病。剧团里号称“须生、青衣、小生、花脸”的“四大家族”，往往决定着今天晚上能不能开了戏，开戏后能不能要了“好儿”，这一台戏能不能顺顺当当唱下来。而一些老艺人，往往凭着一口好嗓子或一股好名声，故意拿架子、凉场。有时，戏报已经出了，某某某主演的大字赫然醒目，观众就是冲着他才买票而来。可是，头通已经打过了，还不见他的人影儿；打发人去三请六唤，报回来的信儿是肚疼得上不了台。换个演员救场吧，一出场，台下便喝起倒彩来，一个劲儿地叫喊要看某某某；硬着头皮往下演吧，西瓜皮、烂菜叶便仍上台来。无奈，只好加价码，再请他出台。那些名角、老艺人，挣的都是干份子，上台不上台，一天的份子照拿，所以他们往往在出场费上要价。老艺人们大都有吃肉喝酒的嗜好。就在戏园子周围的摊点上，吃喝了遍家，都是赊账。到剧团临走时，这家来要欠账，那家来要开销，真把带团的为难得哭笑不得。有一次，剧团在临汾演出，也许是因为平时待弄不周，到演完走时，“娃娃生”潘启寿不捆行李也不动，死活不走了。李团长正在为难时，剧团的年轻人出主意，干脆把他撂下，看他能怎的！大队人马到了临汾火车站快开车时，潘启寿才揹着行李灰溜溜地赶来了。
新艺剧团回到孝义后，针对这些情况，在城隍庙里整顿了一冬天。大致进行了三项改革；一改小灶饭为大灶饭。凡剧团演职人员，不论是有家有口的，还是单身；无论是名角，还是一般演员，一律不准开小灶，全部在大灶用餐。二改男女混合住宿为男女分室住宿（当时旧剧团大都是撑蛟帐住宿）。三改份子制为工资制。同时，改造老艺人贪吃、贪喝、吸毒的坏毛病。改变过去剧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旧习俗。定员定人，解雇了一些老艺人，遣散了一些不称职的闲杂人员，并建立了党、团组织，学文化、学政治。从而，剧团面貌大变，演出水平大为提高。
当年冬天，剧团整顿一新，在旧城剧院演出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反串《打金枝》。所谓“大反串”，就是本行当的演员不扮演自己本行当的角色，而改扮其他行当的角色。在这场大反串《打金枝》中，青衣侯玉兰扮演老旦汾阳王夫人，青衣张润莲（小名莲莲）扮演须生唐王，“小桃红”扮演黑头汾阳王等。就在这场大反串《打金枝》中，扮演唐王的青衣张润莲一出场，满口浑圆厚亮的嗓子，博得观众的一片叫好声。这一来，张润莲一鸣惊人，就改名叫张鸣琴，改攻须生行当了；这一来，便成就了著名须生张鸣琴；这一来，也便开创了日后的“鸣琴流派”。
年，新艺剧团移植太原晋剧一院新创的大型现代戏《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的热潮之中，这一紧跟形势、反映现实题材的新剧目很走红。太原晋剧一院的名角冀萍扮演志愿军的未婚妻，演得更是脍炙人口。新艺剧团许石青执导，侯玉兰扮演未婚妻，宋可基扮演志愿军。音乐唱腔、舞台美术在太原一院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在优美动听的前奏曲中，红色帷幕徐徐拉开，满台五彩灯光璀灿，山村布景雅致绚丽，扮相俊美的侯玉兰，一个活泼可爱的山村姑娘，飘然出场唱道：
红丹丹的太阳上了山，
树上的鸟儿叫声喧，
勇刚哥参加了志愿军，
今日要欢送他到朝鲜。
慰问袋儿刚做好，
再到槽头把马牵。
那设计精美的唱腔，铃铛一样的嗓音，俊俏姑娘楚楚动人的表演，一时镇住了全场观众。从此，名角青衣侯玉兰脱颖而出，孝义县新艺剧团也便名声大振了。
这正是：
好戏推出好演员，
演员包戏戏增妍。
相得益彰巧相配，
其中奥妙意深玄。
（下回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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