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塾之外，禁令可比较的宽了，但这是说自己的事，各人大概不一样。我能在大众面前，冠冕堂皇地阅看的，是《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雷公电母站在云中，牛头马面布满地下，不但“跳到半天空”是触犯天条的，即使半语不合，一念偶差，也都得受相当的报应。这所报的也并非“睚眦之怨”，因为那地方是鬼神为君，“公理”作宰，请酒下跪，全都无功，简直是无法可想。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
鲁迅通习古文，却做了“文学革命”的先驱，做了捍卫白话文的战士。《朝花夕拾》是回忆性散文，字里行间依然流露着鲁迅的杂文风格，他在富有感情的叙述中，常常加些点睛的议论或者做些“旁逸”的叙述，仿佛是做一碗汤，终要放上些盐巴才好。《狗·猫·鼠》如若只是对的狗猫老鼠的回忆，不过是引人一笑，算不得大滋味。他把人套上狗猫鼠的行套，在狗猫鼠的世界，写人情人性，讥讽抨击那些有同样脾性做派的世间人。散文《二十四孝图》也是这样：“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鲁迅敢写敢说，他的洞见一针见血，直中要害，讽刺、揭露、鞭挞，悲哀、沉默、彷徨、坚毅、果敢、同情、愤恨，复杂的心绪在他的心胸间激荡。一个睁开双眼的狂人，一个头脑清醒的斗士，在古旧中国荒寒的战场上，以笔为枪，以文为弹药，向陈腐宣战，与衰朽斗争，势必于灰蒙的暗夜，撕开黎明的天角。
鲁迅在散文《二十四孝图》中写道，“北京现在常用‘马虎子’这一句话来恐吓孩子们。或者说，那就是《开河记》上所载的，给隋炀帝开河，蒸死小儿的麻叔谋”。关于这个“麻祜子”，字虽有异，读音基本不错。我小时候，也被祖母这样吓唬过。在乡下，但凡有小儿顽劣不听话，便有家长以“麻祜子”一词相恐吓，小儿虽不解其意，但看到家长的威严可怖的神情，也能猜出几分——这“麻祜子”是个狠角色，惹不起。于是，立刻停止哭闹作妖，乖乖地玩耍去了。
一个词语竟然有如此魔力！现在想起来，这三个字，简直如同符咒一般，什么吉吉如意令也未必有如此奇效。孩童因自己无知，便多了许多类似察言观色的本事。家长如临大敌的恐怕神情，让孩童感受到，那“麻祜子”一定是青面獠牙、血盆大口、凶神恶煞且专抓小孩子的凶恶之徒。家长们按下孩童恐惧的开关，孩童便因为害怕，立刻平静下来，不敢轻举妄动了。
后来不知怎么，演变出许多“×××来了”这样的句式，基本都是用来恐吓小孩的。至于近来媒体上，常用“×××来了”来为自己的节目取名，或者撰写宣传文案，那种亲切、欢喜的感觉，似乎是那群被吓唬的小孩终于长大，便不再怕了，直接无视甚至践踏起童年的“咒语”来。
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并非我所专有。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鲁迅童年阅读生活贫乏，除了并非他所专有的“阴间老书”，便是让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图》。看惯了妖魔鬼怪，稍有些人间画风，便觉得赏心悦目。鲁迅初拿到这本画图本子的感受是：虽然书很薄，但是有图有说，鬼少人多，又为他所专有，他高兴极了。大概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爱看的绘本了。
这种高兴的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在听完二十四个故事之后，鲁迅感到扫兴，甚至还有些绝望——连他本有的朴素的孝的念头，也被抹杀了——原来尽孝如此之难，甚至于要一个孩子舍弃自己的生命。对于一个正常的小孩来说，要做到《二十四孝图》里所说的孝，简直痴心妄想。
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但是哭不出笋来，还不过抛脸而已，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自然，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但那时我还小，实在不明白这些。
在鲁迅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阴影最深的，是“郭巨埋儿”：
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象了，“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鲁迅读过这个故事后的心里感受十分真实：
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这种具有极端孝义色彩的“教科书”，孩子看了非但不想尽孝了，反而与亲人生了许多隔阂，连亲子之情都大打折扣了，整天担心自己有性命之忧。在这种“毒”物的教导下，并没有生出诸如：“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这样的名场面。可见，这种“毒”物，非但没有一点可实践或者推行的必要，也没有一点化开蒙觉慧的实效，反而扼杀天性，伤害心灵，加剧了旧时代儿童心灵的孱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