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最大的贡献，应该说是对古建筑研究开创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使营造学社不至于落入窠臼。这个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不过，中国的建筑向来是以木材作为主要原料，而木材是极易焚毁和腐朽的，属于“非永久材料”。另外，中国封建王朝时限漫长，更迭频繁，战乱不断，每次战乱期间都是珍贵古建筑的厄运期。特别是战胜为王者，为了彰显自己的武力和军队威风，往往以焚毁战败者的宫室为荣耀，这以项羽当年入关燃起的那场“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为滥觞，以后几乎每次朝代更迭都不能幸免，因此“古木建筑之所以罕而贵也”。当然，在一些气候条件适宜且保护得当的地方，木构建筑还是可以留存的。
对此，梁思成深信不疑，因为他当时已经从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获得保存完好的汉代木简中得以证实，坚信保存千年的古木建筑一定在中华大地上有所留存。确实，恰似灼灼绽放在荒山野岭里的孤寂寒梅一样，众多珍贵的古建筑就散布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正静静地等待着它们春天的到来，虽然已经等待了数百上千年，但它们并不曾丧失希望，始终相信懂得欣赏它们卓越风姿和独特美丽的人正在向它们走来。是的，梁思成就是它们正在等待且值得等待的人。然而，即便是两情相悦，那些“深藏闺中人未识”的古建筑到底在哪儿呢？
是的，梁思成苦于不能得知到底应该到何处去寻找这些珍贵的古建筑，因为他的手边没有一份关于古建筑的信息资料，哪怕是短短几句简单的旅游性介绍也好。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识闻广博的梁思成突然想起了流传在华北地区的一句谚语，即“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其中，正定菩萨就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伽蓝之一——正定隆兴寺里。于是，梁思成当即决定先从北京附近的华北地区开始他的古建筑调查之路，而华北之行就从正定的隆兴寺着手。随后，梁思成在做文字资料准备工作的同时，还向清华大学土木系第一任系主任施嘉炀先生借来了几种测绘仪器。一切准备就绪，只待选定起程的时间了，可就在梁思成等人即将前往河北正定时，一个偶然信息却改变了他的正定之行，也改变了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次科学调查之路的行程。
这个信息来自于他的学长杨廷宝，后来杨廷宝先生这样回忆说：“有一次我偶尔去到用作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京鼓楼，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的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当我向梁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随后，梁思成立即驱车前往鼓楼，当他见到那幅照片上那寺庙巨大而奇特的斗拱时，他不仅联想到当年他看到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中国旅行后所发表的相似照片，确信蓟县这座寺庙一定是一处宋元以前的古代建筑，而且当即就决定改变他正定之行的原计划，先行前往蓟县调查独乐寺。这时是公元年的秋天，正当梁思成等人准备前往蓟县时，适逢在天津的日本人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唆使一些流氓汉奸袭击国民党政府，劫持末代皇帝溥仪事件的发生，致使天津局势一度十分混乱。于是，梁思成等人不得不耐心地等到第二年的春天，才使蓟县之行得以实现。
蓟县，原属河北，今归天津，向来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不过，位于北京之东90公里处盘山之麓的蓟县，虽然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但当时只是一个极为闭塞落后的山区小城。经过打听，梁思成幸运地得知每天早上6点竟有一班长途汽车从北京出发直达蓟县。于是，梁思成和学社社员邵力工，以及当时还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的弟弟梁思达一同前往。对于这段经历，60年后当梁思达回忆时，依然是激情满怀：“二哥去蓟县测绘独乐寺时，我参加了。记得是在年南大放春假期间，二哥问我愿不愿一起去蓟县走一趟，我非常高兴地随他一起去了……”不过，“从北京出发的那天，天还没亮，大家都来到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挤上了已塞得很满的车厢，车顶上捆扎着不少行李物件”，而“那时的道路大都是铺垫着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样的桥梁，当穿过遍布鹅卵石和细沙的旱河时，行车艰难，乘客还得下车步行一段，遇到泥泞的地方，还得大家下来推车”。就这样，当梁思成他们到达蓟县时，虽然已经是黄昏时分，浑身上下落满了灰尘，一个个都变成了灰头土脸的“土地爷”，但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到达他们从未见识过的僻野乡村，所以每个人都感到十分的兴奋和有趣，称这是他们最难忘的一次“旅行”。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旅行经历，当时身怀六甲的林徽因却无缘参与，如果她能够得以尝试这第一次的话，一定会以诗人的心灵体味出别样的情怀来。
独乐寺建筑群，当时保留有两处单体建筑，一是前面的山门，一是中央的观音阁。山门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单层四阿顶建筑，青砖红瓦，屋脊呈鸱尾式，这是梁思成鉴别这座建筑年限的一个确证。因为中国古建筑屋脊装饰之特征，唐朝时是鳍形尾，宋以后则为吻，二者之间的变化程序从无实例，而独乐寺山门的屋脊呈鸱尾式，也就是上为鳍形下为吻式，很显然处于唐宋之间的过渡形式。由此可知，独乐寺应为宋辽之物。后来，梁思成等人又从有关碑记和史料中，明确得出其为辽式建筑无疑的确证。这是后话。观音阁是一座外表两层实为三层的木构建筑，整座建筑主要是围绕一尊高约16米的十一面观音塑像而建造，因此二三层楼板中央不得不留出一个上下畅通的天井，使这尊塑像由地面得以直接耸立到二三层，给人一种仰视观瞻的角度。确实，观瞻者来到二层时，可以达到观音塑像下垂左手的高度，到第三层则可细观菩萨的面容和举起的右手。这种尺度适当而巧妙的比例安排，使观瞻者与菩萨之间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一种低微与崇高的对比感觉。
在建筑的结构上，独乐寺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柱、斗拱和梁枋的构架方法，即第一层框架运用斗拱构成底层的屋檐，中间一层的斗拱构成上一层的平座，而上一层斗拱构成整座建筑的上檐，所有木材以框架结构一层层地叠加起来，使三个单层殿堂以框架的形式重叠而成一座整体建筑。不过，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的柱式，虽然是清式那种讲究柱与柱之间保持一定比例距离的形式，但柱子的高度却并不随着柱子的直径而有所变化，柱头被削成了圆形，且柱身也稍微向内倾斜，这是明清时期木构建筑中所罕见的柱式做法。最有特点的，是独乐寺观音阁的斗拱形式，不仅按其功能起到一种承檐、承平座或承梁枋的作用，安置在柱头、转角或补间等处，而且各个不同且都雄大坚实，并不像清式斗拱那样成排并列，纤细弱小，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装饰。在对独乐寺进行细致测绘后，当梁思成访问当地耆老缙绅关于独乐寺的历史时，他们则众说纷纭，有说是唐朝贞观十年建造的，也有说是尉迟敬德监修的，还有干脆将二者合而为一说是“贞观十年尉迟敬德监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此，梁思成认为“敬德监修”向来是中国匠人所尊崇的一句俗语，凡是年代久远的建筑都一概说是“敬德监修”，这不足信。另外，即便真的是“敬德监修”，那也是指独乐寺创建之初，或者属于其历史中的一段，并不能确切地说现在留存的观音阁和山门就是唐时“敬德监修”的建筑。
果然，当梁思成等人返回北京后，通过林徽因查阅《日下旧闻考》引录清同治间李氏刻本《盘山志》所载的内容，梁思成得知：“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时重修。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统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由此可知，自统和也就是北宋初年上溯到唐朝初年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五代十国之乱，独乐寺即便不遭毁灭，至少倾颓不堪，到了统和年间确实需要好好重修一番了。而重修观音阁是在统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也就是公元年，这距李诫修撰《营造法式》的公元年不过年，而距唐朝灭亡仅仅只有77年的时间，可见独乐寺确属当时所见最古老之建筑。
除了通过文献考证独乐寺年限之外，梁思成还请清华大学蔡方荫先生采用土木工程中的比较计算法进行测定，遂可确认其为辽式建筑无疑。这一结论，实在使梁思成欣喜万分，随后他又参照《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对独乐寺的结构和木作制度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和总结，更加确定独乐寺为辽式建筑，并写出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于公元年刊登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上。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外学界的极大名医明院专治白癜风北京哪里有专业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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