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荫似箭，转眼间来芦北村己经两年多了。这两年多来可以说是成绩辉煌。我们集体被知青办推选为县知青先进集体，而且由县革委专门发文通报表扬。我也多次被选为出席省地县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出门开会的机会多了，见世面的机会也多了。在大寨，陈永贵副总理和我们亲切座谈，鼓励我们扎根农村。蔡立坚，（全国先进知青典型，山西榆次杜家山北京知青），胡文秀，（英雄刘胡兰的母亲，山西文水县人）王进军，（人民解放军某部退休干部）这三位山西当时走五七道路的光辉榜样和我合影留念。我从榜样中也获得了力量。年初，随着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指示的落实，一批批军工或战备厂开始迁往大山里。这时一阵阵传言开始在知青中蔓延。什么“战备厂要在知青中招工了，”什么“下半年大学要恢复了，”“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面对着铺天盖地的传言，同学们不知所措，人心浮动。一次开完会，公社高书记留下了我，证实了传言。“公社推荐你，我看你就暑期准备上大学吧”。后来，山西七二五厂开始招工，我的好朋友范学强、周大为都被录取，（同时录取的还有孟景芬，杨燕华，李燕春，刘春，倪岩等）我有些坐不住了，周大为反复做我工作，范学强也劝我去七二五，我终于心动了，当我把想去七二五的想法告诉侯庭元厂长时，他说举双手欢迎。我就这样进了山西七二五厂，成了一名印刷工人。快乐的工人生活当我们来到孝义县新城七二五厂时，心里充满了欢乐。看到那高大整齐的新厂房，抚摸着那还没拆封的印刷机器，无比的兴奋和自豪。己经进厂的是太原、榆次和孝义县的知识青年，当然还有少量的复员转业军人如党委书记巩不景，张伯虎，张孝仁等。干部大多是从五七干校调来的干部如厂长侯庭元，副厂长原佳德，车间书记郑玉光，石景仁，杨尚裕等。厂里共有五个车间：排字车间、胶印车间、铅印车间、装订车间、机工车间。胶印因为技术要求高一些，所以有文艺特长的几乎都分在胶印。如打扬琴的刘兰玉、手风琴薛延忠、小提琴李兵、吴宪平、张孝仁，萨克斯手邬国良、二胡温丕彪，其他如黑管、小号、大中提琴等也各有其主。（我记得胶印还有王先明、郭玉龙、贾存和、李晨霞、苏玲、张安临、张杏苹、潘晋武、单汝丁、邢长京、薛惠敏、边增秀、温雪梅、唐大雄、谈国良、张晋苹、赵雨嘉、董明、尉虎霞、霍冬生）年8月我们去西安厂实习一年多，在富有文化传统的西安市工人文艺汇演中，30多人硬是捧出了一台两个多小时的说拉弹唱文艺晚会。让陕西的老俵们不得不刮目相看。小插曲当我第一次站到全张双色胶印机器旁时，面对着这庞然大物，不禁叫苦不迭。领机刘兰玉对我说，这是山西全省唯一的一台、最先进、价值好几百万元的“镇厂之宝”，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和刘春身高都一米六出头，都分在这台机器上。而身高一米七、八的张兴国，贾存和，郭玉龙却都分在对开小机器上。当我们擦洗胶皮时，脚踩着二色的墨斗，左手点一下电钮，右手擦一下胶皮，左手再点一下，右手也再擦一下...当每次洗完版辊筒、胶皮辊筒、铁辊筒时，我们都会大汗淋漓。在给纸台上纸时，对开机的伙伴们只要用双手轻轻抖一下，就轻松地装上纸了。而我和刘春却要采取“两手撅着、肚皮顶着、嘴唇戳着”的三着工作法，才能把这全张纸定位。七二五的生活也是蛮艰苦的，成天几乎吃的是红面。（高梁面，当时山西大量种植的晋杂五号，由于壳子和米难脱开、所以产量很高，号称吨高梁，但吃完不好消化。）由于是军事化管理，当指导员在会上大谈“吃红面炼红心，艰苦环境来锻炼”时，大家给续上“吃红面炼红心，憋红脸，攥红拳，放红屁，拉红屎。”哈哈一乐。吃窝头要凭票的，一次每人只卖两个。白面每月每人才3斤，大概够上夜班吃面汤的。即使这样，每当村里的同学过来，芦北街的我和范学强、周大为，还有其他女生们都会倾囊而出、热情招待。那时我们都使煤油炉做饭，赶上星期日我们也会包饺子改善伙食。啤酒瓶当擀面杖，玻璃板当面板。山西人不爱吃鱼，我们新城附近有座水库，那是我们的乐园，小虾、小鱼、螺丝给我们带来多少欢乐啊。后来国内形势好转了，我的车间书记温丕彪托关系从外贸买来出口淘汰的羊头羊蹄等，帮助我这个回民兄弟。当我收拾干净正为小煤油炉施展不开而发愁时，丕彪他媳妇来了，“闫大哥，您咋会干这个呀，我做好给您拿来”风风火火地走了。第二天晚上当满满一盆肉冻端来放我桌上时，我惊的目瞪口呆。我把肉冻切成一块块的，细水长流，吃了足有一个月。厂里办了一张铅印八开小报，主编是厂工会的米金波老师。我、周大为、刘向一、郝建国、张伟都是我们的文友。而常志远、董明、则是画友。我就是在小报上第一次看到我的文章变成铅字的。甚至有一次《新闻出版报》文艺副刊登出我写的小品文，一问才知是老米替我投的稿。从此更激发了我写作的兴趣。厂里那时每星期六都放映电影，而放映电影前则要放幻灯片。那时刚刚打倒四人帮，宣传新时期党的建设总路线，我编了《油墨新歌》幻灯脚本，由董明绘制。那天都快七点了，露天电影院己经人声糟杂，我骑着车去胶印车间取幻灯片。当我经过车间的大走廊时，灯火通明、空无一人。而我回来时却漆黑一片，原来夜班都去看电影了。（我们允许看电影，回来只要补齐欠产就可以。）黑暗中我被一个铁王八拉纸车挡个正着，狠狠地摔了出去，膝盖磕破了，鲜血染红裤子，我挣扎起来摸黑拣拾幻灯片。蹒跚着一瘸一拐走向放映场，我忍着伤痛配乐解说《油墨新歌》，获得大家的称赞。《油墨新歌》后来由吕梁文工团配乐、在舞美等帮助下参加了吕梁地区电影系统宣传党的新时期总路线大会获二等奖。每年春节，厂里都要搞文艺演出，除了自娱自乐，还要去驻军、厂矿慰问演出。最长时要六七天。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每天深夜演出回来，洗洗睡了，第二天下午才起床吃饭，然后坐车出发，慰问完了，大撮一顿。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演大型歌舞《长征组歌》，我负责朗诵，那是慰问驻孝义的某炮师，（很巧又是老朋友炮六师）正赶上马玉涛率战友歌舞团来慰问演出，结果我们同台演出。马玉涛给我们的表演给了很高的评价：不输专业！每年过年也不是都能回北京，有好几次我在厂里值班，过足了车瘾和枪瘾。我们厂里有一辆老式美国吉普，反正厂区也没有人，我们就在厂区马路上开着玩。有一次我由于踩错刹车踩油门上了，车子腾地一下窜出去，副驾上的霍东生马上刹住车，乖乖，离墙还有三十公分，我脸色刹白，从那时开始，我再也不敢动车了。那时由于是文革特殊时期，我们都是真枪实弹站岗的。厂武装部有五四式手枪，半自动步枪，铁把冲锋枪等。有一次我把五四手枪跨腰上就骑车上新城邮局了。没想到假便衣碰上真警察，我不顾他们叫我停车，玩命向厂里骑。刚到厂门口，警察也到了。我故作镇静地迎上去，“请问，有何贵干？”“你们佩枪带出厂区是违犯规定的，要是让坏人抢了，吃不了可兜着走。”我赶紧答到：“下不为例，下不为例。”最危险的是有一次车间加班，我们到车间里休息取暖。我把铁把冲锋枪往墙边一顿，砰的一声一颗子弹飞出来，打到房顶，折回地面，又冲向墙壁...幸亏没有伤到人。但把正在查页的张晋萍等人吓得脸色苍白，从此实弹取消了。友情，爱情，我们还年轻......我们刚到厂里时，厂长侯庭元对北京知青还是很重视的。让我们先后担任新工排长，培训新工人。我们排里有个豆豆叫任悦平，当时也就十六、七岁。跟我住一个宿舍，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年，我回孝义市时，厂现在叫山西人民印刷厂，曾办了三桌酒席招待我的同学和乡亲，而热情坐东的就是我的小朋友，现任厂长任悦平和书记杨尚裕。周大为是二排长，他对我们排的王娜情有独钟。他悄悄跟我打招呼，我为王娜调往铅印和大为调一起提供了帮助。周大为和王娜后来也终于并蒂莲开，这是后话。董建设刚进厂时也是十六七岁，由于他妈妈是北京人，所以他跟我们也格外亲。小董的表姐和我在一个车间，叫李晨霞。她有个妹妹李彩霞，医院担任外科护士。小董有一哥一姐还有一弟一妹，哥哥己婚，而姐姐待字闺中。小董的家在孝义五号信箱，是专门生产半自动步枪的军工厂。我们听说可以借出枪来打猎玩，都跃跃欲试。好不容易等到五一节放假，当我们出现在小董家时，董大妈可高兴了。又是割肉又是杀鸡，中午吃到久仰的大米饭，如同过年啊。第二天一早，我、豆豆，周大为、范学强、豆豆的弟弟建国带着一把半自动步枪,（配发子弹)另外还有一杆火枪、一只汽枪，浩浩荡荡出发了.由于出来太晚，到山上己近中午了.在山上转了大半天除了汽枪打到一只野鸽子外，其他的毫无收获。还是豆豆有主意，找了一处背风的山坡，竖起一块石头，每人20颗子弹，打靶玩了。当我们背着枪在山村里挨家挨户买鸡时，（当时的价格是每只公鸡0.15元母鸡0.20元）“你们打猎打到老乡家里了”老乡指着我们的枪说，我们也不禁哑然失笑。张兴国是中的，他不是跟我在一村插队却分在一个车间工作。他和孝义军队被服仓库主任的千金高惠渝好上了，张是领机，高是助手，俩人好得如胶似漆。张兴国第一次去岳母家，非要我陪着去。女婿上门，老丈人高兴得满面红光，杯中美酒一杯又一杯，不一会儿张兴国就酩酊大醉。岳母是个军医，正好抢救酒精中毒的准女婿。现在已从国家专利局印刷厂车间主任岗位退休下来的张兴国谈起这事还大笑不止。如果说在七二五厂的十多年里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的入党问题。年我是以中共预备党员的身份进厂的，很可惜由于家人中有“走资派”，亲属中莫须有的历史问题，没有被批准，政治待遇一下子就从天上掉在地下。
参考阅读：
一个提前出生的井盖天下孝义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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